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东北军高层大规模投敌,成为抗战史上一段沉痛的篇章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,曾在东北军任职并担任少将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中,投敌者竟高达76人,其中上将5名,中将27名,少将44名。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,是一个个曾身居高位、手握重兵的军政要员。他们为何在民族危亡之际,选择背弃国家与民族?他们又是谁?
这批投敌将领并非边缘人物,而是构成了原东北军政权的权力核心。他们的身份构成,揭示了这场集体背叛的深刻性与毁灭性。
第一类汉奸,是张作霖时代的奉系元老与军政大员。他们是奉系军阀的奠基者,与张作霖一同打天下,在东北拥有根深蒂固的势力。例如,张景惠,官至东北军上将,曾任东省特别区长官,是伪满洲国建国的“四巨头”之首,后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大臣。阙朝玺,北洋政府陆军上将,奉军元老,投敌后担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。于冲汉,张作霖的外交顾问,投敌后官至伪满监察院院长。袁金铠,更是曾向赵尔巽保举张作霖的奉系元老,投敌后位列“东北十大汉奸”之一。这些人的投敌,意味着奉系军阀的统治根基从内部发生了腐朽。

第二类,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亲信与智囊。这批人本应是东北军的新生力量和中流砥柱,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背叛。鲍文樾,东北军中将,曾任总参谋长、国民党政府参谋次长,是公认的“东北军二号人物”和“少壮派首领”,投敌后成为汪伪军二号人物,官至伪陆军上将。荣臻,东北军中将,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,“九一八”当晚即执行不抵抗命令,后投敌任汪伪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。孙铭九,东北军少壮派核心、“抗日同志会三剑客”之一,是西安事变中捉蒋的功臣,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,投敌后竟任伪山东保安副司令。此外,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、亲弟张学铭(他曾短暂被困天津敌占区,被迫接受汪伪政权虚职,但未真正为日伪效力,一有机会就脱离控制,始终没有做出背叛国家的选择 )也位列其中,智囊与亲信的背叛,对东北军的士气和组织是毁灭性的打击。
第三类汉奸的毁灭性最大,他们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与镇守使。他们手握地方军政实权,其投敌直接导致了东北各地的迅速沦陷。熙洽,东北军中将,时任吉林省代主席,在“九一八”后开门揖盗,是东北第一位投敌的省级大员,后任伪满宫内府大臣。臧式毅,东北军中将,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,投敌后任伪满民政大臣。张海鹏、于芷山、吉兴等人,分别是洮辽、东边道、延吉的镇守使,相当于军区司令,他们投敌后均被授予伪满上将军衔。地方实权派的集体倒戈,使得日军的占领得以迅速巩固。
最后,还包括一些曾参与抗日的义勇军将领。如马占山,虽一度奋起抗战,成为民族英雄,但也曾短暂附逆,出任伪满军政部长。程志远、张文涛、徐宝珍等原黑龙江将领,也曾随马占山抗日,后一同投敌。他们的反复,反映了在极端困境下部分军人意志的动摇。
如此多的高级将领集体投敌,其动因复杂,但归根结底是个人私利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,大致梳理这些汉奸投敌的心态分为三类:
权力与地位的诱惑是直接动因。日本侵略者为建立伪政权,不惜以高官厚禄进行收买。对于许多在东北易帜后权力被边缘化的奉系元老(如张景惠、袁金铠)或是在新体系中不得志的将领而言,投靠日本人成为他们重掌权柄的捷径。张景惠从一个闲职在身的军事参议院院长,一跃成为伪满洲国的“总理大臣”,权力的诱惑可见一斑。
派系斗争与个人恩怨是深层诱因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前,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,矛盾重重。以鲍文樾、孙铭九为首的“少壮派”与以王以哲为首的“元老派”之间斗争激烈。西安事变后,东北军被分化瓦解,许多将领对南京中央政府心存不满。这种内部的分裂与怨恨,削弱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,使他们在面对日本人的拉拢时,更容易将个人和派系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。孙铭九从“捉蒋功臣”到“伪保安司令”的转变,正是这种心态的极端体现。
对时局的误判与投机心理是思想根源。事变之初,日军攻势迅猛,而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,导致东北迅速沦陷。部分将领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,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,遂产生投机心理,选择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希望通过投敌来保全甚至扩大自己的实力。李福和成为七七事变后第一位投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,正是这种投机心态的典型。
这批投敌将领的最终结局,充满了历史的讽刺。他们以为投靠强权可以换取荣华富贵,却不知自己只是侵略者手中的棋子。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不过是日本的傀儡,这些汉奸将领们看似身居高官,实则毫无实权,一举一动皆受日本顾问监视。他们的“权力”,不过是替侵略者奴役同胞的工具。
更讽刺的是,他们中的许多人,最终也未能善终。有的被军统暗杀,有的在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审判处决,有的则在历史的唾骂中了却残生。他们为了一时的权位,背弃了民族,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为万世所不齿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东北军近80名高级将领的集体投敌,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深刻的教训。它警示我们,一个缺乏坚定信仰和民族大义的军事集团,无论其表面多么强大,在危难时刻都可能从内部瓦解。这些将领的背叛,不仅加速了东北的沦陷,也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他们的名字,将永远与“汉奸”二字绑定,成为后世警醒的反面教材。
官君策—前央视网历史频道主编供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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